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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回信,信中抒发了对自己身世的悲哀与幽愤,但同时也表明自己为什么还要忍辱负重活下去,那便是像古代贤者一样,有未完成的意愿,著成《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的笔法,表现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懑不平之气,和回肠九曲的情感。文章中运用大量的排比,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同时善用典故,将古人的不幸与自己联系在一同,但不是一味的诉说不幸,低沉中见激昂。而且也经过修辞伎俩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在。
总之,《报》中,司马迁经过富有特征的语言,真切的表达了自己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看罢此文,《史记》为什么会有那样重要的成就,也就不敷为奇了。
古者繁华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书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总之,《报》中,司马迁经过富有特征的语言,真切的表达了自己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看罢此文,《史记》为什么会有那样重要的成就,也就不敷为奇了。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详细地表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很明显,《史记》写的是汗青,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批驳。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照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黑白批驳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结论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经过对汗青人物及汗青变乱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实际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低鞭笞,那种对佞儒苛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歌颂,那种对失路好汉及含愤志士的无穷同情,都极为鲜明地表现作者的爱憎批驳。鲁迅老师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慕义而去世,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置惩罚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去世,去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司马迁认为仅以一去世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存亡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名著读后感《史记》。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便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遭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故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明白,于是只有经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汗青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这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所以他以《报任安书》来明志,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史记》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载于《全汉文》的《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满盈了抵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天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去世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天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去世,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去世而后已。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而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创建功名之路。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
